在蒙古汗国崛起过程中，一支名为“探马赤军”的特殊部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支由多部族战士组成的“混成旅”，不但为元朝的建立与辽阔疆域的形成奠定了军事基础，而且成为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更是元代宁夏南部地方开发的主力军。　

　　一、探马赤军的出现　

　　金泰和六年（1206）春，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召开的“忽里勒台”大会上被诸部首领尊为“成吉思汗”,意为“像大海一样伟大的可汗”,金贞祐五年(1217),成吉思汗命大将木华黎出兵攻金。为增强战斗力，成吉思汗从兀鲁兀、忙兀、札刺亦儿、弘吉剌、亦乞烈思五个蒙古部落的千户、百户中挑选矫捷有力者组成“五投下探马赤军”。在蒙古将领阔阔不花的统率下，　“探马赤军”这支特殊的混成劲旅在对金作战中屡立战功。探马赤军在此后的40年中一直是蒙古汗国纵横欧亚大陆的重要武装力量，不但多次充当开路先锋，而且时常奉命镇戍军事要地。因此，著名史学家昊晗在《朱元璋传》中认为，元朝"驻防(镇戍)军以蒙古军和探马赤军(色目诸部族军)为主力”。　

　　在蒙元时期文献中，　“探马赤军”经常省称“探马赤”。关于“探马赤”的得名，学术界经过多方考释后形成以下几种意见。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指出，　“探马，也就是被指定从各干人队、百人队中抽出人来组成的军队，被派赴某地区长期驻扎者”。有人据此立论，认为“探马赤”意为汉语“探马”，可理解为先锋，并进而将其引申为“探马官”。有人提出“探马赤”(tammai)出自突厥语“达摩支”的观点，据成书于唐贞观年间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达摩支”泛称突厥达官。有人认为“探马赤”来自契丹语“挞马”,　《辽史·国语解》将其释为“扈从官”。有人依据蒙古语语根“Tama”　(意为收集),认为“探马赤”一词反映了从蒙古部落的千户、百户中挑选勇士的征兵方式。不论怎样，“探马赤”既体现了作为蒙古大军野战急先锋的军事职能，又反映了从蒙古诸部抽调精锐的组织特点。

　　依靠探马赤军的骁勇善战，蒙古汗国征服了葱岭以西、黑海以东众多国家和民族。战后，大批中亚、伊朗各族民众被编入蒙古各部的“探马赤军”,服从蒙古贵族调遣参加征战。在这一背景下，探马赤军的民族构成逐渐发生变化，由最初抽调蒙古各部千户、百户勇士的方式，逐步转向从各被征服部族中拣选士兵混组，民族成分由单一的蒙古族变为以蒙古族为主的色目诸部族。成书于元文宗时期的大型政书《经世大典》在“序录”中明言“探马赤则诸部族也”。《元史·兵志一》在系统回顾蒙古汗国至元代兵制发展历程后，高度概括地指出：　“若夫军士，则初有蒙古军、探马赤军。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俄罗斯学者帕拉基最早对“诸部族”这一概念提出解释，认为是“从异民族，如契丹人、突厥人中等征调的军队”。日本元史专家箭内垣认为，诸部族“指蒙古人以外之北族，即契丹人、女真人等”。因此，元代的探马赤军可理解为从各部族的千户、百户中抽调精锐组建的混成部队。　

　　蒙古汗国的崛起不仅将元代疆域扩大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更获得了其他民族的先进技术，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服务于元代社会发展。成吉思汗曾发布两项政策：一是每攻克一地，即选取技术娴熟之人才送往国内，因而屠城“唯工匠得免”;二是实行奖励政策，通过高官厚禄鼓励发明创造。据十三世纪伊朗史学家志费尼所撰写的《世界征服者史》记述，　1222年蒙军进入花刺子模首都玉龙杰赤(治今土库曼斯坦库尼亚乌尔根奇)后，成吉思汗“选为数超万的工匠艺人送至东方”。蒙古大军占领撒马尔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后选“取工匠人，分赏其诸子、诸妻、诸将”。“探马赤军”中的各族工匠在服务于蒙古军事活动的同时，将大量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传入中国，在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经济交流、文化交融中实现广泛传播。波斯人扎马鲁丁带来了天文、历算、地理、历史、医学、哲学、文学、相学、机械学、占星术、占卜学等二十几种科技书籍，对促进中外科技交流具有重要意义。阿拉伯著名医学家伊本·西拿在名著《医典》中吸收了中国医学的脉学，唐代“药王”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则被译成波斯文，针灸疗法和姜茶、大黄、肉桂等药材传至西亚。　

　　二、探马赤军在宁夏南部的驻屯与开发　

　　据《元史·太祖本纪》记载，“二十一年〔丙戌〕春正月，帝（成吉思汗)以西夏纳仇人(亦)腊喝翔昆及不遣质子，自将伐之”。《元朝秘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相关细节，“成吉思汗既住过冬，欲征唐兀。从新整点军马，至狗二年秋，去征唐兀，以夫人也遂从行”。　“唐兀”又称“唐兀惕”或“唐兀特”　“唐古特”,不单指党项人，而是涵盖了西夏境内包括党项、汉、鲜卑、沙陀、回鹘、女真、回回、括吐蕃等族在内的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元朝秘史》中的“唐兀”代指西夏。西夏灭亡后，宁夏成为蒙古大军统一全国战争中的战略要地，大批来自蒙古、中亚、西亚的各族移民组成的“探马赤军”在此驻扎，进一步丰富了当地的民族构成。这些被征服的部族统称“色目人”,元代学者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　“色目人”包括回回、畏兀儿、钦察、康里等31个民族，分别信仰佛教、伊斯兰教、也里克温教(基督教、天主教、景教的泛称)等宗教。　

　　随着蒙古汗国疆域的扩大，　“探马赤军”的职能开始发生变化，逐渐由单纯的野战部队向驻屯军转变，“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至元十年(1273),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大部分取得普通农民身份的军士在社的编制下进行农垦，只有少部分士兵仍然过着“兵农合一”的生活，成为“屯戍”人口。探马赤军入社编民后，因驻防需要而广泛分布于西北、西南和中原各地，或聚族而居，或与其他民族杂居。作为联结西域、沟通中原与西南边疆的战略枢纽，宁夏南部的六盘山地区因而成为西北重要农垦区。　

　　结合史实来看，六盘山地区在蒙古汗国时期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以“大哉乾元”为据，建国号为“大元”。志在统一全国的忽必烈，通过长期的军事活动，看到了六盘山连接东西、扼守南北的战略要冲地位。至元九年(1272),忽必烈封第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镇守唐兀（西夏）之地。自“成吉思汗晚年征西夏，尝置老营，即山避暑”开始，经历蒙哥汗和忽必烈的长期经营，　“乃是忙哥剌以忽必烈汗爱子开藩于此”。忽必烈与正后察必弘吉剌氏生有三子，在长子早亡、次子真金被立为皇太子的背景下，第三子忙哥刺成为忽必烈开展统一战争的得力助手。　

　　安西王府设于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六盘山北段东麓的开城镇，是当时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具有北连蒙古草原、南通川蜀的中枢地位。“至元九年十月封（忙哥剌)为安西王，赐螭纽金印，以京兆路为封地，驻于六盘山，置王相府，以商挺、李德辉为王相。”安西王府设立之时正值元朝攻灭南宋的关键时刻，安西王率军15万驻扎在六盘山下的开城，内设王相府节制专事伐宋的东、西两川行枢密院，代行陕西四川行省职能，兼领陕、甘、川等处军政，凡军政大事常决于开城王府。至元十年(1273),元世祖“诏安西王益封秦王，别赐兽纽金印”。元朝的印纽等级十分严格，“宗室、驸马等诸王唯视印纽为差别，兽纽金印为一等，螭纽金印为二等”。安西王在诸王中的地位很高，不但一藩二印，而且两府并立，　“冬居京兆，夏徙六盘，岁以为常”。在元朝统一全国的进程中，安西王府的地位一度与元上都相当，史书谓之“西土重镇焉”。　

　　地处西北内陆的宁夏是丝路东段北道上的重要枢纽，北部的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和南部的原州(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在中国古代丝路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沟通关中、河西走廊、蒙古高原的重要桥梁，在《马可·波罗行纪》中留下了相关文字记载。蒙元时代探马赤军在今宁夏南部六盘山地区的大规模屯田，使原州成为丝路各族政治交往、经济交流、文化交融之地。地处六盘山东麓的原州是丝路东段北道上的重要枢纽，　《读史方舆纪要》认为此地“左控五原，右带兰会，黄流绕北，崆峒阻南，据八郡之肩背，绾三镇之要膂”,为关中西出通往塞外、西域的咽喉要道上的关隘和军事重镇。唐代在原州设置陇山关，为当时全国六个上关之一，丝路东段北道自长安向西行进，经过大震关、泾水以后抵达陇山关，穿关而过进入原州，途经西北方向的今宁夏海原县西行抵达凉州(今甘肃武威市),随后穿越河西走廊通往西域各国。原州这座民族交融的熔炉，为宁夏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众多民族在宁夏大地通过广泛而深入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开展交往交流交融。　

　　三、六盘山地区的开发与民族融合

　　元朝初年，六盘山以北至黄河一带地广人稀，因荒地众多而成为重要垦区，元世祖先后多次在此安置军户屯田。随着统一进程的逐步完成，安西王忙哥刺开始组织入社编民的探马赤军将士在六盘山地区进行大规模屯田，使之成为西北重点垦区。中央政府先后多次自内地向六盘山地区迁徙军户组织屯田，安排劳力投入农业生产。从至元十五年(1278)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世祖先后向六盘山地区遣发屯田军士　1.5　万人。至元二十九年（1292)三月，元世祖根据枢密院意见，将延安、凤翔、京兆三路罢元籍军人为民者　3000　恢复军籍，迁往六盘山以北一带开展军屯。　

　　元成宗继位后，元贞二年(1296)下令“自六盘山至黄河立屯田，置军万人”,实际参与屯田的人数肯定更多。这些原本纵横沙场的军士大多数在社的组织下，成为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通农民，虽然屯田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军粮的稳定供给，却在客观上推动了人口流动、经济交流、文化传播，增进了民族间的了解与团结，促进了六盘山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至正六年(1346),元顺帝在海刺都(今宁夏海原县)开设屯田，成为今日海原县早期民族的源流，奠定了多民族杂居的格局。海原县境内的蒙古族融入回族，明朝下令取消蒙古族姓氏后改为“铁”　“黑”　“李”等姓氏。经过长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经济交流与文化融合，宁夏的多民族杂居格局进一步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增强。 

 　 　 　 摘自：《宁夏文史》2024年第1期  总第62期